【学术争鸣】 航心配资
“昆仑石刻”持续引起学界高度关注，讨论不断。其中葛承雍先生在肯定“发现石刻题记无疑是一个有意义的重大发现”后，判断其时代为新莽，并提出“廿六年，由于残破断缺，不能肯定地说就是秦始皇廿六年。‘六’很像‘元’字，疑为‘元年’，王莽有‘天凤元年’‘始建国元年’年号。‘廿’断缺很可能是其他字”。
葛承雍先生是我大学本科的授业之师。他6月8日读到《光明日报》刊发仝涛先生文章，即提出这一观点，并写成小文，次日赐我学习，我也向葛老师表达了不同看法。月余后7月16日，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葛老师增改后的文章，整体观点未有改变。葛老师多年前出版过《王莽新传》，是新莽一朝历史、考古研究的资深学者，因此该文判断刻石为新莽物引起了巨大影响。不过再次学习后，我还是认为此说不能成立。大体原因如下：
第一，从成文时间看，葛承雍先生写作此文时的石刻照片模糊，故有“‘六’很像‘元’字，疑为‘元年’”、“‘廿’断缺很可能是其他字”等意见。但从之后发表的高清照片看，“廿六”当释“卅七”无疑，故“六年”读“元年”不能成立。
第二，据《汉书·王莽传》等文献，新朝为王莽所建，故学界多称“新莽”。新朝前后存在16年，年号有三，“始建国”前后六年（公元9—13年），“天凤”前后六年（公元14—19年），“地皇”四年（公元20—23年）。地皇四年（公元23年）王莽死于长安未央宫，新朝结束。因此，新朝不会出现三十七年的纪年，但从上述两点即可知刻石非新莽物。
第三，从历年所获新莽有纪年铭的器物看，其纪年有“始建国”者，如青海“西海郡虎符石匮，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航心配资，工河南郭戎造”，邹城新莽铜权“律三斤，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”，连云港苏马湾刻石“始建国四年四月朔乙卯”；纪年有“始建国+天凤”者，如《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》漆器铭“始建国天凤元年……”，《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》铜镜铭“始建国天凤二年作好镜……”；纪年有“始建国+地皇”者，如《汉金文录》卷三收“候骑钲，重九斤五两。新始建国地皇上戊二年……”。在已知纪年铭新莽完整器中，尚未见单铭干支之物。因此五大夫翳刻石中无年号仅干支的情况，与新莽器铭的年号书写例不合。
西海郡虎符石匮
第四，葛承雍先生认为“残破的‘翳’字，很可能是‘王翳’……或许是王莽委派的一个王姓宗室官员”，未见文献所载。从文献看，“翳”是秦时常见的人名，如秦先祖“柏益”又多作“柏翳”“伯翳”，有越王“翳”，秦都尉“董翳”被项羽封“翟王”。当然，还有葛承雍先生已注意到取项羽人头“乱相揉蹈”的“王翳”。我想要找名“翳”者，实不必“舍近求远”到新朝。
第五，葛承雍先生提出：“石刻具有王莽新朝时期的鲜明特征，一些字呈扁平形，有的呈竖条状，与‘虎符石匮’字体相比非常接近”。此处讲到的“虎符石匮”铭文已见前引，位于青海省海晏县西海郡故城遗址。从文字对比看，窃以为二者差异甚远，并不接近。而从山东邹城出土新莽铜权、铜方板、河南陕县出土新莽铜撮铭文与五大夫翳刻石的文字对比看航心配资，二者间差距同样明显。
邹城新莽铜权铭文拓本
当然，从重文符使用看，五大夫翳刻石的重文符置“大”字的捺笔的右下，不占单字空间，而新莽邹城铜方板重文符则置“子”“孙”下，各占一字，处置明显不同。
而若我们把从汉长安城桂宫出土新莽封禅玉牒，到各地出土新莽铜器铭文，再到新莽石刻等不同载体的新莽文字等共置一处，虽因载体不同、文本性质不同、书写工具不同而文字形态各异，但整体与五大夫翳刻石文字相比，其书写还是“相差甚远”。故结合前文已呈之言，它们当不能被视为同时之物。
新莽封禅玉牒
因此从上述几点来看，青海玛多新发现五大夫翳刻石应非新莽物，之前据“卅七年”等文字定其为始皇物的认识当可成立。
古人常云“智者千虑，偶有一失；愚者千虑，偶有一得”。葛老师定其为新莽物，与仝涛先生初读“廿六”一样均因早期照片模糊。而鄙文之成，一赖后来公布的高清图片，二则因多年前葛老师的教诲“大胆质疑”，故草此“愚者之得”，祈时达一嘻。
（作者：刘瑞，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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