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56年10月中旬融创配资,一封写着“湖南湘潭韶山—北京”字样的加急电报送进中南海。电报里只有短短几行,却让正在办公的毛主席沉默了许久:罗石泉病逝,终年六十四岁。毛主席放下电报,缓缓地对工作人员说了句:“罗家情况要过问,生活困难要帮一把。”
罗石泉并非党政高官,也不是军队将领,在大多数人眼里,他不过是湖南乡间一位读过书、懂点中医的小知识分子。可在毛主席记忆里,这位堂兄兼故旧意味着另一段更久远的渊源——发妻罗一秀。
时间拨回1908年。14岁的毛泽东依乡俗成亲,迎娶比他年长四岁的罗一秀。那是一桩典型的包办婚事,年轻的毛泽东心在书本与天下,不愿拘泥于闺房之事,婚后更无同房之实。对此,他后来曾坦言:“我从没和她一起过日子。”然而,不同于对封建婚姻的反感,他对罗家人始终保持尊重。
罗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性格温和,私塾教书,兼种薄田;罗一秀的堂弟罗石泉比毛泽东小一岁,因家学渊源,识得几个字,学过针灸。罗一秀进门不足两年便病逝,留下一座小小的坟冢。毛顺生埋葬了儿媳,却无法改变儿子求学闯天下的决心。至此,毛、罗两家虽隔着山水,却也因亲情牵着一根细线。
1925年春节过后,毛泽东带杨开慧回乡发动农运融创配资,几乎每天奔波在韶山、杨林、石鼓几处乡镇之间。他经常住到罗鹤楼家,半夜烤火时,三人讨论时局。罗石泉兴奋地说:“若真能让穷人翻身,我愿意跟着干。”这一句掷地有声,成了他加入农协的开始。
翌年春夏,湖南革命风潮高涨,罗石泉被推选为“特别区农协”执行委员。谁料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后,枪声、血腥迅速蔓延至乡村,许多农运骨干被捕。罗石泉携妻儿辗转洞庭湖畔,靠教书和行医糊口。那段日子是真苦,背井离乡,随时有追兵。可他仍坚持给秘密交通员喂马、递信。
1930年秋,毛主席的弟媳王淑兰在狱中逃出生天,她实在走投无路,只能将养子毛华初寄养在罗石泉家。罗石泉拍着胸口:“交给我,安心去办事!”就这样,一位十三岁的少年在罗家一住七年。罗家自己都揭不开锅,却把仅有的几升米分一半给毛华初。后来毛华初回忆起这段恩情,只说一句:“干爹救了我命。”
到了1940年,罗石泉辗转打听到延安地址,主动写信请缨去陕北。毛主席回信:“道路艰险,不必千里奔波。留乡即可,为群众做事同功。”与此同时,他托交通员带去一点钱和两百斤米——在当时,足够一家老小吃上几个月。
新中国成立后,罗石泉没有进城,也没提任何要求,依旧在乡间小学教书。教一群娃娃识字,是他认可的人生价值。毛主席挂念旧情融创配资,1950年特地让毛岸英回韶山探亲。毛岸英到了当地,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杨林把罗石泉请来。两人围坐宗祠,高声寒暄。罗石泉激动得抹眼泪:“毛主席还记着我这个乡下人。”毛岸英回答:“父亲说,亲戚就是亲戚。”寥寥数语,情分却重。
1956年夏天,酷暑夹杂暴雨,罗石泉染上急病。乡医自知回天乏力,只能让家属写信北上告知。电报送到北京时,人已弥留。没等得到回信,他便在杨林闭眼。守灵那天,乡亲记得他最后嘱托:“别惊动北京,别给国家添麻烦。”

毛主席终究还是收到噩耗。他把电报折好,吩咐秘书:“湖南省委要派人去罗家,看看缺什么。”紧接着又补了一句,“不能做得太张扬,都是自家人。”不出一周,湖南方面派专员携带抚恤金和生活用品抵达杨林。办完手续,那位专员只说一句:“主席说了,这叫还人情,不叫恩赐。”
有意思的是,罗家人拿到抚恤时,并未搬去城里,而是照旧种田、教书、行医。罗石泉的大儿子后来参军,小儿子继续读师范,日子慢慢宽裕。偶有外地亲友好奇:“为什么不去北京享福?”他们的回答简单:“做人不能忘本。”
70年代初,韶山和杨林正在修公路时,需要征地。一位干部提到罗家,问是否享有特殊照顾。当地村民摆手:“罗家从来不给政府添麻烦,就按公价补偿。”这一点,与罗石泉生前的低调如出一辙。
毛主席在忙碌的治国岁月中,仍旧惦念旧日亲情。到他晚年,每提起罗一秀、罗石泉,语调都会放缓。有人感叹:在纷繁的政治风云背后,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乡村情义,却最能触动人心。不得不说,正是这种对故旧的念念不忘,拼接出一个更加立体的毛泽东——既有雄才大略,也有凡人温度。
2
传金所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