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6年10月中旬融创配资，一封写着“湖南湘潭韶山—北京”字样的加急电报送进中南海。电报里只有短短几行，却让正在办公的毛主席沉默了许久：罗石泉病逝，终年六十四岁。毛主席放下电报，缓缓地对工作人员说了句：“罗家情况要过问，生活困难要帮一把。”
罗石泉并非党政高官，也不是军队将领，在大多数人眼里，他不过是湖南乡间一位读过书、懂点中医的小知识分子。可在毛主席记忆里，这位堂兄兼故旧意味着另一段更久远的渊源——发妻罗一秀。
时间拨回1908年。14岁的毛泽东依乡俗成亲，迎娶比他年长四岁的罗一秀。那是一桩典型的包办婚事，年轻的毛泽东心在书本与天下，不愿拘泥于闺房之事，婚后更无同房之实。对此，他后来曾坦言：“我从没和她一起过日子。”然而，不同于对封建婚姻的反感，他对罗家人始终保持尊重。
罗一秀的父亲罗鹤楼性格温和，私塾教书，兼种薄田；罗一秀的堂弟罗石泉比毛泽东小一岁，因家学渊源，识得几个字，学过针灸。罗一秀进门不足两年便病逝，留下一座小小的坟冢。毛顺生埋葬了儿媳，却无法改变儿子求学闯天下的决心。至此，毛、罗两家虽隔着山水，却也因亲情牵着一根细线。
1925年春节过后，毛泽东带杨开慧回乡发动农运融创配资，几乎每天奔波在韶山、杨林、石鼓几处乡镇之间。他经常住到罗鹤楼家，半夜烤火时，三人讨论时局。罗石泉兴奋地说：“若真能让穷人翻身，我愿意跟着干。”这一句掷地有声，成了他加入农协的开始。
翌年春夏，湖南革命风潮高涨，罗石泉被推选为“特别区农协”执行委员。谁料1927年“马日事变”后，枪声、血腥迅速蔓延至乡村，许多农运骨干被捕。罗石泉携妻儿辗转洞庭湖畔，靠教书和行医糊口。那段日子是真苦，背井离乡，随时有追兵。可他仍坚持给秘密交通员喂马、递信。
1930年秋，毛主席的弟媳王淑兰在狱中逃出生天，她实在走投无路，只能将养子毛华初寄养在罗石泉家。罗石泉拍着胸口：“交给我，安心去办事！”就这样，一位十三岁的少年在罗家一住七年。罗家自己都揭不开锅，却把仅有的几升米分一半给毛华初。后来毛华初回忆起这段恩情，只说一句：“干爹救了我命。”
到了1940年，罗石泉辗转打听到延安地址，主动写信请缨去陕北。毛主席回信：“道路艰险，不必千里奔波。留乡即可，为群众做事同功。”与此同时，他托交通员带去一点钱和两百斤米——在当时，足够一家老小吃上几个月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罗石泉没有进城，也没提任何要求，依旧在乡间小学教书。教一群娃娃识字，是他认可的人生价值。毛主席挂念旧情融创配资，1950年特地让毛岸英回韶山探亲。毛岸英到了当地，第一件事就是派人去杨林把罗石泉请来。两人围坐宗祠，高声寒暄。罗石泉激动得抹眼泪：“毛主席还记着我这个乡下人。”毛岸英回答：“父亲说，亲戚就是亲戚。”寥寥数语，情分却重。
1956年夏天，酷暑夹杂暴雨，罗石泉染上急病。乡医自知回天乏力，只能让家属写信北上告知。电报送到北京时，人已弥留。没等得到回信，他便在杨林闭眼。守灵那天，乡亲记得他最后嘱托：“别惊动北京，别给国家添麻烦。”
毛主席终究还是收到噩耗。他把电报折好，吩咐秘书：“湖南省委要派人去罗家，看看缺什么。”紧接着又补了一句，“不能做得太张扬，都是自家人。”不出一周，湖南方面派专员携带抚恤金和生活用品抵达杨林。办完手续，那位专员只说一句：“主席说了，这叫还人情，不叫恩赐。”
有意思的是，罗家人拿到抚恤时，并未搬去城里，而是照旧种田、教书、行医。罗石泉的大儿子后来参军，小儿子继续读师范，日子慢慢宽裕。偶有外地亲友好奇：“为什么不去北京享福？”他们的回答简单：“做人不能忘本。”
70年代初，韶山和杨林正在修公路时，需要征地。一位干部提到罗家，问是否享有特殊照顾。当地村民摆手：“罗家从来不给政府添麻烦，就按公价补偿。”这一点，与罗石泉生前的低调如出一辙。
毛主席在忙碌的治国岁月中，仍旧惦念旧日亲情。到他晚年，每提起罗一秀、罗石泉，语调都会放缓。有人感叹：在纷繁的政治风云背后，那些看似不起眼的乡村情义，却最能触动人心。不得不说，正是这种对故旧的念念不忘，拼接出一个更加立体的毛泽东——既有雄才大略，也有凡人温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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