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45年10月的一个傍晚,细雨笼罩着重庆红岩村。灯火刚亮,新华社的排字工人忽然抱怨:“今天到底是哪位‘乔木’写的稿?版面又排错了!”一句话,让屋里所有人愣住。这已不是第一次金砖财富,因为署名“乔木”的文章同时来自南北两位作者,发稿处常常摸不清头绪。
那年,北方来的正陪同毛主席参与重庆谈判;同一座城市里,南方学者正奔走于报社与各国记者之间。没人料到,一个普通的笔名竟在他们日后交织出一段颇费周折的“姓名公案”。
再往前追溯,故事要分两条线展开。1932年秋,盐城青年胡乔木在清华物理系注册报到。课堂之外,他沉迷鲁迅杂文,常把刚学到的电磁方程抛到脑后,到宿舍写评论文章。秋末,他在《海霞》杂志第一次签下“乔木”二字,意在“高木成乔,志在云天”。同年冬,他加入中国共产党,文字与革命自此交织。
南方那条线,则起始于五年后的香港。1937年,德法炮声震耳,中外时局动荡。乔冠华从上海辗转南下,在《时事晚报》任主笔。夜深人静,他常推开报社顶楼的木窗,对着维多利亚港灯火构思稿件。因为报纸立场敏感,他需要笔名。掀开字典,他看见“乔木”两字,合乎本姓又暗藏“栉风沐雨、连根而立”之意,一拍即合。
两棵“乔木”各自成长,却在1945年狭路相逢。毛主席抵达红岩村后的第二天,《新华日报》要刊发一篇论述战后国际局势的长文。排字工拿着稿纸问刘白羽:“这作者署‘乔木’,是延安那位胡同志吧?”刘白羽一愣:“不对,这文风分明是乔冠华。”结果印刷已排版,想改已来不及。报纸一出,读者写信质疑:延安来的胡乔木何时转向国际评论?误会接踵而至。
有意思的是,毛主席反倒乐在其中。一次茶叙,他指着胡、乔二人笑道:“诸位都是才俊,却让笔名先较起劲,这不是小小‘重庆双乔木’么?”众人闻言皆笑,两个当事人却面面相觑。
1946年初金砖财富,谈判告一段落,胡乔木随主席返延安;乔冠华留在南京、上海继续宣传工作。因为在一座城市的时间短,“双乔”之争暂时偃旗息鼓。可风波并未真正结束。1949年9月,新政协筹备会议在北平召开,两人又被调到同一座城——这一次,办公地点仅隔一条长安街。

工作需要频繁发稿,抄写员再次被“乔木”弄得晕头转向。几封外交电报署名模糊,差点闹出纰漏。为了不再折腾,宣传口有人提议:让其中一位改笔名。此言一出,胡乔木沉默片刻,乔冠华放下茶杯:“我祖上三代都姓乔,改了不像话。”胡乔木抬头回应:“’乔木’我先用十多年,报索引里都写得清清楚楚,岂能说舍就舍?”一句对一句,谁也不肯松口。
僵持一周,问题终于传到中南海。1949年10月的一天午后,毛主席在怀仁堂召见两人。屋里气氛竟有几分轻松。主席开门见山:“同姓同名不足为奇,可你们都从事文字外交,还是要分清楚,让别人好办事。”说完,他望向乔冠华,“你本姓乔,名字里‘冠华’又有寓意,就用真名如何?”随即转向胡乔木,“你是胡家子弟,用‘乔木’十多年,早已深入人心,不如保留笔名,添回本姓,叫‘胡乔木’。”
乔冠华略一思索,笑答:“以真名示人,更合外交礼仪。”胡乔木紧接着表示赞同:“这样最妥。”主席挥手:“那就一个留姓,一个留名,定了!”短短几句定夺,一场持续四年的笔名之争宣告终结。
表面上问题解决,底下却还有人好奇:同为盐城人,同在清华求学,为何一个改、一个不改?档案显示,胡乔木在延安期间几乎只用“乔木”,甚至有战士以为他不姓胡。若此刻换名,新旧资料无法对应。另一方面,乔冠华从事外交,正式文件忌用笔名,恢复本名有利于后续任命。思考一番,毛主席的裁断显得既周到又高效。
值得一提的是,定名之后,两人关系并未受影响。1950年朝鲜局势紧急,中南海成立文件起草小组,胡乔木主责战略稿,乔冠华负责对外口径。夜里灯火通明,两人频频交换资料,倒也配合默契。有人打趣:“南北二乔如今合力种下一片林。”此后,外交场合时常能见到乔冠华引用胡乔木文章观点;胡乔木起草报告,也会附上乔冠华收集的国际电讯,彼此相益。
时间线继续向前。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,外交部发言稿一字一句都要考量。乔冠华拿到胡乔木拟定的初稿,就推敲到深夜。第二天早会,他指着其中一句“和平利用”建议增删词汇,胡乔木点头称是。那份稿件后被视作典范,笔名之争早已被合作所替代。

不得不说,姓名冲突在革命队伍里并非孤例。井冈山时期就有两个“陈毅”,一位决定用字辈“陈仲毅”区分;长征途中也出现过“双李德”,结果一个干脆改回俄语发音“奥托”。然而能像“南北二乔”这样,因为笔名而引出领袖亲自定夺,又保留各自特色的,确实罕见。
后人查阅史料,会发现1950年后几乎再无混淆:中央文件出现“胡乔木”,外交稿出现“乔冠华”。两位主人公也都相当低调。胡乔木生前不止一次自嘲:“文字工作者,躲在幕后一支笔就够了。”乔冠华在联合国辩论席上慷慨陈词,偶尔回头也笑说:“若再有人喊我‘乔木先生’,恐怕要找错人了。”

重名风波看似小事,却折射出新中国初期机关运转的细节:文件、稿件、新闻、外电,样样需要准确署名;同时也体现了领导人处理问题的务实与幽默。一个留姓,一个留名,分寸拿捏恰好——既尊重个人经历,也满足组织需要。
细雨早已停歇,昔日红岩小楼如今成为纪念地。游客路过旧排字房,导览员偶尔还会提起那场名字风波。听众哂然,难免莞尔:短短两字,竟折射出两代革命者的锋芒与坚持。若无那个午后的当机立断,“乔木”的故事可能还要继续缠绕在档案、报刊与电报之间。如今它被写进史册,只留下一个干脆利落的注脚——“南乔北胡,各归其位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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